摘要：本文以川西松茂古道为空间线索，以董湘琴与庄学本的两种古道行走为分析入口，力图从微观层面考察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帝国西南之“边”的“再边疆化”过程，以及关于“边”的社会知识建构如何在个体性的行走、体验与观看中得到落实。以此揭示，中国本土行以体知、知行合一的身体认知传统可与西方现代考察范式并行不悖，而人类学研究中有关道路与他者、田野与旅行的潜在空间法则，也可由此加以深入讨论。
关键词：庄学本；董湘琴；古道；景观；田野考察引言：古道研究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
松茂古道，东南起自灌县西关（今都江堰），往西北逆岷江河谷而上经古威州（今阿坝州汶川县）、古茂州（今阿坝州茂县）止于古松州（今阿坝州松潘县），全长余里，是历史以来成都平原勾连“蛮夷”之地的重要通道，也是西南中国多民族交融互动的文化线路遗产。松茂古道历史久远，有研究者认为可上溯至上古时期古蜀人进出岷山的通道，迄今逾多年；[1]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是史籍所载始于秦汉之“冉駹道”，以茂州为节点，分为“冉駹北道”和“冉駹南道”，为历代王朝经略西南之重要依凭。[2]学术界普遍认为松茂古道的兴盛发展与唐以降以茶马互市为核心的西南地区贸易乃至跨境贸易活动密切相关，[3]它既见证了历经千年不衰的多民族商贸互通、文化互渗，也折射了中原王朝与西南边地政治文化互动的漫长社会历史过程。
在跨区域、跨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对松茂古道的考察通常基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强调其与西南丝绸之路形成十字交叉并有相当部分重合，是连接横断山区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4]同时也是贯通尼泊尔和印度的“麝香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5]或者将其纳入“南丝绸之路”的北段，穿越川西高原继续向西北延伸并汇入贯通欧亚大陆的西北丝绸之路，由此揭示出西南边地对于华夏跨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意义。在目前总体而言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均偏向于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经济、军事及政治地位的一般性论说。[6]另一方面，若将目光回向川西边地的地方历史进程，在青藏高原东缘与川西盆地的沟谷和山脉之间，松茂古道则勾勒出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地方空间实践脉络，进而在特定社会语境下，为考察细微切身的个体行走实践，探寻边地道路与景观的经验方式与意义建构过程，提供一个动态的分析界面。本研究对清末民国时期松茂古道景观与近现代知识转型问题的探讨，正是基于上述地方历史与主体实践的动态视角而展开。从年灌县文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7]到年民国知识分子庄学本的《羌戎考察记》，在近现代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之中，松茂古道一方面继续为帝国/新兴民族国家与西南边地的政治经济互动提供通道和途径，另一方面也由道路与行走体验、景观与观看方式、表述与知识范式的延续与变迁，折射出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帝国之“边”如何在新兴民族国家视野中重新被看见。一、松茂古道与晚清民国的边地行走
（一）松茂古道：地方历史的空间脉络就地方空间实践的复杂性而言，需要看到，松茂古道并不简单等同于灌县至松潘两地之间的一条连线，而是千百年来自川西产茶区穿越邛崃山系前往甘青藏区的一个复杂通行网络。其中包括四条主要的古道：沿岷江峡谷左岸而上取道汶川、茂县至松潘的“松茂古道”；从灌县出发，在威州渡岷江索桥，再渡杂谷脑河索桥，经薛城、理县去往刷金寺的“杂谷脑河右岸大道”；由灌县经三江口去往懋功的“小西路”；[8]以及从灌县、威州经阿尔寨、龙池、三龙至松潘的“霸州古道”。上述第一条松茂古道最为出名，民间也常以此道来统称其他三道；第二条杂谷脑右岸大道以中段翻越鹧鸪山的70余里最为艰险；第三条“小西路”比从灌县经新保关至懋功少里路程；相比而言，前两条古道为常规通行的“大路”，第四条“霸州古道”则为秘道，主要是从前驮队背夫为躲避新保关至茂县的关卡而行，故少为人知。[9]与此同时，这个通行网络的无数分支末梢蔓延深入到川西高原的河谷山脉，不仅为川边人群与物质的流动提供了重要途径，也使本区域的多民族社会历史关系在行走与交互的空间实践中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就地方空间实践的主体性而言，则需要看到，在人类学视野中道路与行走本为人之空间实践的一体两面。在此意义上，松茂古道不仅是川边地方空间实践的产物，同时亦是其历史过程本身。一方面，这意味着千百年来松茂古道以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交流功能塑造了人们往来其上的行走方式：比如俗语说“上一回松潘作一回难，下一回灌县过一回年”，描述了古道行走的历时、艰辛以及松、灌两地所象征的长期稳固的文化阶序；又如俗语说“搬不空的灌县，兑不满的松潘”，描述了道路两端人群流转与物资供求的非对称关系以及商品流动的特定方向。另一方面，松茂古道同时作为河谷通道、军事防线、商贸通衢和民族走廊，串联起沿途无数城池、关隘、寨堡、峰岭以及湾、滩、桥、索、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层层叠垒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观看景观、经验地方、理解“他者”的特定方式，“边地”也在此行走、观看与经验中不断得以重新呈现。里松茂古道，出都江堰，经玉垒关、茶关、寿星垴、娘子岭，入汶川境内，经西瓜垴、映秀湾、豆芽坪、东界垴、兴文坪、银杏坪、罗圈湾、彻底关、桃关、大邑坪、飞沙关、新保关、雁门关、杨木坪、周仓坪、富阳坪，再入茂县境内，沿七星关、石鼓、渭门关、石大关、麂子坪、永镇关抵松潘境内，经平定关、镇坪、镇江关、北定关、归化关、新塘关、安顺关、西宁关到达松潘古城。由于松茂古道地处川西一隅，兼受岷江河谷复杂地貌状况所限，千百年来少有改变。晚清至民国年间，近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变迁在这条古道上也仅投射下些许波澜，除年叠溪地震将整座古镇吞覆并引发次生灾害造成岷江沿岸水患，古道沿途自然风光与堡寨、市镇、桥渡依然如昔，只是往来于道上的行人由帝国的子民改换成了民国的国民。（二）松游小唱：晚清川西羌族诗人董湘琴的古道行吟董湘琴（-），清末四川灌县虹口人，为川西羌族董姓土司后裔，光绪十年（）以直隶理番厅乙酉科“拔贡”，人称“川西第一大才子”。[10]董湘琴素性倜傥，好读史迁游侠传，并广交彭县李俦五、成都谢禹门等地方名流，曾为哥老会“冒顶”，在晚清内外交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怀有“斩尽妖魔清世界”、“版图恢复要全收”的济世报国之志。[11]光绪年间，松潘境内民族矛盾激化，松潘总兵夏毓秀多番压制但收效甚微，遂慕董湘琴之名邀为幕僚。董湘琴身为羌族名门，长期生活在羌汉杂处的文化交融地带，通晓边地民情，长期苦于报国无门，因而欣然应邀，于年重阳节踏上松茂古道赴松潘就任。[12]董湘琴此番“松潘之游，随游随唱”，“就所阅历发为诗歌”，[13]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松游小唱》。《松游小唱》全篇凡一万余言，融诗词曲为一体，韵、散、律兼用，并吸收了川西民歌、谣谚的浓郁地方风格，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旅游诗，“最后的边塞长诗”也是系统叙述松茂古道历史画卷的唯一珍贵史料。[14]董湘琴记叙了沿途走过的“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其中包括“三垴”为寿星垴、西瓜垴、东界垴；“九坪”，包括豆芽坪、银杏坪、兴文坪、大邑坪、杨木坪、富阳坪、周仓坪、麂子坪、镇坪；“十八关”，又分为“下九关”：镇夷﹙玉垒﹚关、茶关、沙坪关、彻底关、桃关、飞沙关、新堡关、雁门关、七星关；“上九关”：渭门关、石大关、平定关、镇江关、北定关、归化关、崖塘关、安顺关、西宁关。（p7）“一锣”为汶川境内锣圈湾，“一鼓”如诗中所记“石鼓石生成”，则在七星关、白水寨至杨木坪之间。（p44）同时他还或详或略地描绘了七百里古道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据相关学者统计，共有16处民族风情、10余个掌故传说、18处历史古迹、78个地理单元、处风景名胜等。[15]从其唱游所记可知，董湘琴当年所走过的正是前文述及西山松茂古道中的第一条岷江左岸大道。（三）羌戎考察：民国时期庄学本的西部人文探访半个世纪之后，松茂古道上迎来了又一位重要的行者：来自上海的民国知识青年庄学本。庄学本（-），生于上海，中学辍学后勤勉自学成为摄影师。在民国政府“失掉东北”后怀抱“开发西北”的满腔热血，计划赴西藏作一次考察旅行，后因行程受阻转而赴川、甘、青、康交汇之处，探访鲜为时人所知的西北腹地郭落克（果洛）。年5月27日，他带着请人缝制的一顶帐篷，找了一位翻译、两个旅伴，由灌县出发沿松茂古道北上最终抵达西北果洛草地，一路拍摄照片，撰写旅行记。相关影像和文字在《申报》、《中央日报》等陆续发表，并辑为《羌戎考察记》一书于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正式出版。[16]在《羌戎考察记》“弁言”中，庄学本自叙其“游记式的文章，都在茶寮、村店、鞍马、帐幕中写成”。他在途中的材料搜集“以社会调查和传闻神话并重，……除写有文字外，并摄有照片约张，预备辅助文字的不足。又有简略的地图，预备作文字以外的补充。”在历时六个月的行程中，其途径松茂古道行走西北腹地的足迹也在旅行著述中详细勾勒出来：“5月33日离开成都，……一路经过灌县、汶川、茂县、理番、五屯、四土、阿坝草原而进廓落克。……又经阿坝草地、松潘、茂县、汶川，在同年11月31日重返灌县。共费时六月余，把廓落克全部环游的一遍，并且又经历了西羌、西戎、西番等地”。他沿途写下的“《西北边荒旅行记》共分为三编，其中第一编《羌戎考察记》，自灌县至卓克基为止，第二编为《郭落克探险记》，第三编《岷江流域旅行记》，自松潘南返，顺流而下，至灌县为止。全文第一页的开始以灌县为起点，最后一页的结束亦以灌县为终点。”[17]二、身心之游与知识之考
（一）个体的历史见证在西南中国，“道”这一概念在晚清民国之交负载了多重的社会历史意涵。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增置康安、边北二道，年民国政府成立裁废道制，次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废省改道”，改康安道为边东道，边北道为边西道，再次年民国政府再改该区域为“川边特别区域”，撤边西道，民国五年，再依西道区域置川边道，统辖西康全境。[18]川边“道”制的反复置废，不仅反映了清王朝与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博弈，也隐喻了新旧两套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掌控皆以“道”在空间上的可通达性为首要前提。这一时期西南边地的交通状况有所改善，如赵尔丰经营边务期间，于关外设旅、店台站，于河口建铜桥，所设几遍康境。[19]自灌县经汶川、茂县、松潘前往甘青藏区的松茂古道，则仍肩负着川边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重要通道作用，为确保区域空间通达性的命脉之一。作为所处时代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董湘琴与庄学本无力影响国家与地方的宏观政治博弈，却在行走中将个体写入边地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生命见证。松茂古道之艰险自古闻名，在《松游小唱》中董湘琴对此感受深切，如近长宁“又十里，石嶙峋，大石纵横。岩拂人衣，人傍岩行。滩声洪涛喷。到此来，步愈谨，心愈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命在天自思忖，合眼任奔腾。”（p57）又如两河口“近午风声吼，行人不敢走。攀岩攀石休松手，风撼浪涛湿襟袖。”（p58）庄学本也写道：“灌县以上的山路，崎岖难行，任何车辆，都不能行动一步。”[20]与此同时，饮食住宿等也是旅途需要解决的基本需求问题。董湘琴在威州“呼童旅邸频沽酒，深宵话久。一枕黑酣游，鸡声唤起行人走。鞍马铃骡，又扑起征尘五斗。”（p38）庄学本也身临其境地再现了夜宿龙溪村店的场景：在“油壶子”下写日记，门口放着尿桶、炕上满是跳蚤，半夜老母猪钻入炕下酣睡。次日在娘子岭道院讨茶解渴，然后在映秀湾打尖，五分钱便可吃得一饱。[21]无论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是简陋的沿途设施，松茂古道上旅途艰辛可见一斑，二者都符合典型的“边”的体验。行路艰辛对往来行人皆是相同。区别的是，客商驮队与背夫“药裹东来用马载，茶包西去换牛驮”（p48），需要精打细算每日脚程，为应付关卡赋税考虑是取到大路、小路或是秘道；董湘琴与庄学本的行走则更多地体现出内在的文化关照。庄学本沿途经过都江堰、伏龙观、离堆、凤栖、二王庙、白沙、利涉桥、娘子关、映秀湾、萝卜寨、飞沙关、涂禹山、瓦寺土司官寨、七盘山，等等。其脚下所行依然是岷江河谷的艰险山道，所历、所见与所记的文字与影像则与董湘琴的唱游遥相呼应，形成了两相对照、饶有意味的互文性书写。然而，在旧帝国崩塌到民族国家创建的历史巨变之中，“羌戎考察”与“松游小唱”之间所跨越的，不仅是近现代转型期旧式文人朝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也不仅是韵白杂体“诗歌”向白话“考察报告”的文学形态演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们行走、观看与经验表达方式的变迁。倘若再加细致分梳，前者重在身心之游，后者则为知识之考，体出社会大转型中“知行合一”的两种面向。（二）身心之游与知识之考：知行合一的两种面向光绪三十二年（年）春，董湘琴堂兄董朝清在为《松游小唱》所做“序”中开篇即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自古贤豪，学以致用。行藏虽殊，而取径则一也。”董湘琴在《松游小唱》“自序”中也自言仿效“自来名士从军、才人入幕，就所阅历，发为诗歌。”（p15）自灌县开启的这段旅程，不止是他前往松潘做军门谋士的必经之路，在传统文人理想中，这本身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与行“取径则一”的一次文化实践过程。这里所说的行，首先直用其“行走”之本意，同时也是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行”——即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就古道上的所历所阅，一方面，董湘琴以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做了极具个人色彩的吟唱和阐发，另一方面，在晚清社会巨变中怀才不遇而又忽得施展报效地方之志的机会，这使得他的古道行走也成为一次有着“修身治国平天下”重大意义的身心之游。在此背景下，古道行程虽然艰险，但董湘琴的行走体验却充溢着喜悦、旷达和诗意的感受，并充分反映在《松游小唱》之中：在语言表达层面，全篇韵散并用，雅俗兼蕴，将民歌民谣的节奏和口语大胆入诗，如“把行期约定在九月九，走！”（p17）浅显、晓畅、爽快之情溢于言表。又如“把已来路尔慢慢想，把未来路儿慢慢访”，兴尽而写，轻松自如。[22]进而，这行走更是满怀诗意的唱游——在“随唱随游”之中，行、景、观、感、唱彼此交汇，行与道一体，人与景不隔，古道中的行吟亦是董湘琴以身心感怀风土、融入地方的过程。最直观地来看，相较于董湘琴的身心之游，民国年间庄学本的“羌戎考察”首先少了的便是这份行走中的诗意与快意。以文本表述而言，这首先是民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白话新文学取代封建旧文学的结果。如果说《松游小唱》“开旧体诗革新的先河”并受到贺敬之与毛主席的高度评价，[23]那么到庄学本，这一“国民文学”的现代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此外，如庄学本自叙：“现在地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羌戎考察记》即“是作者这次探险的记录，是揭示西北腹地的公开报告。”[24]考察报告这一新的体裁文类超出了狭义的“文学”概念，在晚清至民国的近现代变迁与知识转型中，肩负着引导新兴民族国家重新认识“内部他者”的重大社会功能。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科学”与“理性”规范了新的文化体验方式，“探访”意味着朝向“白地”的未知探问，民族学的记录技术也要求主体在行走与观看中保持客观。与此同时，在新兴民族国家的内忧外患之下，边地行走诗意与快意的身心体验也难以继续维系原有的审美价值合法性。因而，庄学本的古道之行同时内蕴着肩负使命的紧张感、填补视线空白的焦虑感和客观查看的距离感。身心之游的诗意融入拆解为知识主体与世界对象之间的距离。董湘琴与庄学本的并置与比较使两种经验方式的差异得到凸显，这些差异通常也被解释为近代与现代知识形态的分水岭。但二者的并置仍有助于使两种经验方式的内在承继关系得以揭示：当研究者从庄学本的影像中看到“体质人类学和民族研究的意象”[25]，或发现“艺术与人类学双重价值”[26]的同时，在庄学本及其所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身上，行以体知、知行合一的传统依然有效。正如年轻的庄学本加入“全国步行团”所喊出的口号“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27]如果说“知行合一”对于晚清文人董湘琴而言，意味着以圣贤之学来“学以致用”，投身入“圣教化夷固邦本”（p80）的社会政治实践，那么在庄学本这里，“知行合一”则意味着民族国家关于边疆社会的全新认知，仍然必须依托个体的实地行走和亲身经验方能实现。三、从意象到影像：边地如何被重新看见？
与上述两种行走体验相关联的，是对于古道及其景观的不同观看方式。在董湘琴的唱游中，更多是将边地景观熔炼为意象，而庄学本则在现代摄影技术的支持下将边地景观实录为影像。换言之，前者以意象来描绘风土，后者以影像来观察社会。（一）以意象描绘风土《松游小唱》用典繁复，堪称一绝，据统计全诗从开篇“鱼书催促”、“三顾茅庐访武侯”（p17）到末段“湔氐薄翼针”、“龚、黄、杜、召作疆臣”（p80），化用典故共计余处。如行至飞沙关，“日当午，风正酣，若遇着大王雄，纵乌获、孟贲也称不敢。扬尘扑面，吹平李贺山。杜陵茅屋怎经卷？”（p28）短短数句，连用五个典故描绘出岷江峡谷天气状况；又如过雁门关，连用“明妃出塞”、“文姬归来”、“司马青衫”三个典故慨叹“汉唐古迹”、“边气郁萧森”（p41）；行近镇江关则“到一处烟火稠密。溪似若耶，渡如桃叶。”（p71）这里的“若耶溪”在浙江绍兴南，传说为西施浣纱之处，“桃叶渡”则为秦淮名胜，传说东晋王献之于此亲送爱妾桃叶往来于两岸。用典，是诗人文学素养才情的反映，增强了文学效果与感染力。但在更深层次上，用典不仅是文本中景观的修辞方式，更是行走中诗人对于边地的观看方式，折射出了古道行走的文化心态：将岷江河岸比为“若耶”、“桃叶”，恰恰也是透过“若耶”、“桃叶”的江南人文意象来观看边地景观，从而将中原传统“读入”边地。这样的观看，规定了生长于帝国一隅的羌族文人董湘琴对边地道路与景观的体验与表达，无意识地返回到了形塑其社会身份的中原汉族文化传统中去，照见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月印万川”、“帝国一统”的图景。因而诗人且行且唱，过“周仓故里”所见“别有桃源赛武陵”（p44）；“行行过白沙”则放眼是“舟人自舟，筏人自筏，生涯在水涯，更有小桥流水，三五人家，似一幅苏州图画。”（p19）董湘琴的观看，是“帝国一统”的文化想象投影于西南边地社会之上的双重显影，但“帝国一统”背后的文化统一性假设却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转型中必然受到挑战。于是，唱游的“诗意”面纱开始剥落，“帝国一统”的意象自内部生出裂缝。边民的“诗性生活状况”无法维持“诗性”[28]，复杂的现实图景从裂缝中自我显现。比如鸦片之害横行边地，成为流弊：西宁关“蛮烟瘴雨”，“贩烟摆赌，男女混淆。”（p78）；新塘关“守塘兵丁眼朦胧，脸上烟灰百两重，何尝有武士姿容。”（p74）因此“勒令烟癖人从此休，赶快把普救知识来研究。”（p71）其次，工商贸易等现代社会分工进一步显现：如白定关“街道接连，农工商贾把场赶”，而“直向平番走”则“失业废时，一切工商都没有。”（p71）其三，边地的丰饶资源有待开发，现代技术强国也成为当下的迫切要求：“金瓶岩，多金矿，……难怪夷人难富强，不会掘地下宝藏。肆将宝贝尽抛荒，安得矿师来采访。我来此，增惆怅，徒抱有富国强民思想。”（p70）其四，沿途所见“夷人妇女装束怪，两个大锡环，当作耳环带。青布缠头，红毪腰带，白衣黑裙大花鞋。……可为万国人种图上载。”（p66）边民及其风俗，在“化内”与“化外”的陈腐视野之外，还需要转化为某种新式的知识资料被重新加以理解。在全诗篇末，董湘琴再次抒发了报效国家的志向：“从来钟毓多英俊，愿邦人把富强心抱定，并观察川西一带民情。且筹划，圣教化夷固邦本。”（p80）作为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董湘琴在行走与唱游中力图勉强维系边地与中原“帝国一统”的文化统一性图景，但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与“化夷固邦本”，皆需以“邦人”多赴边地“观察民情”，开拓对边疆风土的全面认知为基础。而遗憾的是，董湘琴所强调的“观察”这一概念，无法在其自身作为旧式文人的行走唱游中实现。作为现代社会知识范式的“观察”，其方法与话语体系的完整建构，还需待到民国时期，由新式知识分子庄学本再到其后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研究者，才能最后完成。（二）以影像观察社会里松茂古道，远有千百年历史足迹，近有董湘琴《松游小唱》。民国知识分子庄学本的行走和观看，则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技术手段保留下了古道沿途的珍贵图像。这些图像以“20世纪的新眼光”来探究西部的“险地”和“奇事”，[29]许多皆与董湘琴沿途唱游之处相一一对应。不同的是，庄学本以真实的影像照片配以文字实录来改写了董湘琴笔下诗意的风土意象，使他的观看具有了全新的时代意义。以下以《羌戎考察记》开篇灌县至七盘山的一段略举几例以示说明。自灌县至汶川七盘山，文中共有照片22幅，其中拍摄都江堰宝瓶口、安澜索桥、竹篾装卵石筑坝分洪、岷江上的马槎子、大索桥、木筏横渡与溜索等8幅，并配以文字详细描写。如在白沙写“利涉桥为川西有名的索桥，横跨在一条由山间泻出的白沙河上，河面有千余尺宽，河底全是合抱的大卵石。索桥用数十根篾缆横贯在两岸，上铺木板，两面又护木栏。每隔二百余尺，设一个支撑架；全桥有五个支撑架，分为六段。”与董湘琴到此所吟唱的“长桥竹索横空跨，过桥来柳阴闲话”相比，庄学本明显更重在务实细致的观察，强调对边地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的如实记录与详实说明。桥梁索道渡口不再是营造意境的点缀，而是国家开发边疆的重要条件。其次，对边地民俗初步形成了细致的观察意识。如七盘山，董湘琴寥数笔带过：“山势渐夷犹，山坡路不平不陡。螺旋蚁折，恰似巴江学字流。”（p35）庄学本却细致地发现“由盘曲的山路登上七盘山，路的的右边有个很深的岩洞，……里面有一间房屋那样大，细沙铺满了洞底，我在沙中捡出一根骨头，不知是人骨还是兽骨。……后来在许多羌民处得到证实：这类岩洞，多是他们的祖先火葬以后收藏骨灰的墓穴。此处并用两幅照片予以说明，其一为“七盘山岩洞”，另一则为“羌民已少火葬，多以采用土葬”。后一图虽未标注说明，但应是于他时他处所摄，为准确解说羌人丧葬情形而用于此处作为参照对比。由最初这细微之处的观察和记录开始，在未来十余年间，庄学本深入川、青、康、滇乃至印度，考察藏、羌、彝苗、纳西、普米等西南少数民族，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习俗、劳作、宗教、工艺及亲属关系等社会资料，并成为西南中国边疆考察的探路者与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30]另外，在这一段考察记录中，萝卜寨羌民、索桥与流沙坡的背夫、汶川县立小学的羌汉族学生、土葬仪式上的羌民等数幅照片呈现了边民的形貌。庄学本写道：“我分辨不出他们是戎是羌，只是随着俗称，认他们为‘蛮子’。因为第一次和异族人会面，觉得很有趣味去注意他们的行动。最后才感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何尝是‘蛮子’，是异族，不过是隔离较远的乡下兄弟而已。”[31]可以说在全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作者镜头下包括羌民、戎民与西番等在内的众多边民影像。在他的镜头下，《松游小唱》中偶得窥见的“夷人”、“土人”、“番僧”、“蛮娘”等边地之民渐渐从古道沿途景观中走上前台，成为真实可见的“乡下兄弟”。尤其是大量边地少数民族女性影像，美丽天成、淳厚庄重，震慑人心。在早期多为外国人所拍摄的西南中国历史影像中，庄学本的边地摄影提供了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来看边疆的独特视角，因而弥足珍贵。尤其是他留下的大批边地人物影像被认为兼具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甚至达到了摄影人梦想的最高境界——当被拍摄者与拍摄者双目对视时，拍摄者“自我消失”，[32]而边地少数民族则第一次在镜头下自我呈现。面对这样的影像，重要不再是玻璃版、干版、胶卷等拍摄与显影的材料与技术，而是双方通过影像建构起的新的关系——汉族知识分子与边地民族“兄弟”般的彼此信任、尊重与亲近，这种对视，因而也是与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对视。[33]综上所述，那些被称作“白地”的西部边疆腹地，历史以来为多民族传说掌故、歌诗吟唱、方志史料所传承记载。正如松茂古道及沿途边地社会，绝非“空白”之地，也并非未曾被“看见”，而是需要在新兴民族国家视野中透过新的观看方式被重新“看见”。在董湘琴们所寄寓的晚清“帝国一统”文化想象破裂之后，新的“国族一体”有待新的知识范式来重建内地与边疆的认同凝聚。因而这种新的观看，不仅以个体行走与在场的目睹作为“真实”的保证，还需要以“真实”的形式传递给普罗大众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建构力量的公共知识。当《松游小唱》的身心之游为“羌戎考察”所取代，松茂古道及其沿线的“风土”与“意象”也随之改写为“社会”与“知识”。在此过程中，庄学本与民国时期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与“准学者”们不断踏上通往边地的古道，以亲身的行走、体察和记录来证明边疆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的现实存在。由此，帝国之“边”经过近现代以来的“再边疆化”过程得到重新理解，并最终纳入到共和国的框架和实际疆域之内，缔造了全新的“国家”观念。[34]余论：道路、田野与人类学知识的空间法则
本研究的分析入口是晚清与民国的两种边地书写，但讨论的问题则超越文学与表述的表象，力图从微观层面考察近现代中国由“无边的帝国”向“有边的国家”的转变，[35]以及关于“边”的社会知识建构如何个体性的古道行走、体验与观看中得到落实。若将此问题做进一步延伸，则需要在学科历史中来重新思考道路与他者、田野与旅行的关系，反思田野工作背后隐匿的空间实践法则。在世界体系视野之中，晚清董湘琴所处的时代大约也即是西方人类学历史上所谓“前田野”、“准田野”时代。对当时的探险家和人类学先驱们来说，旅途即是田野，或者至少说，道路与行走是田野菜单上的主料，而非调味品。这不光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逐渐将整个非西方世界全部视为“田野”的自我中心主义有关，也由于西方自希罗多德以来“游与知”的知识传统，与中国文化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知行合一极为相似，都属于重视身体性的“知”的前现代认知范型。因而在那一时期，“田野”尚未被压缩成马林诺夫斯基经典民族志范式中所规定的某个区域、部落、社区或地方。在随后经典“田野”对“前/准田野”的全面改造之中，关键性的空间法则之一，即是将作为田野的目标区域/地方与抵达田野所必经的道路、旅行加以区分。这使得经典民族志书写要么开篇即是对田野点“空降式”的区域概述——人类学者由何、如何而来不再重要；要么将道路与旅行塞进私人日记或旅行札记中，以“不浪费的田野”之名从民族志正统知识谱系中加以剔除。其目标均是为了建构一个逻辑自洽、视野独立的异文化“观察箱”。以《忧郁的热带》为例，列维-斯特劳斯对南美洲、太平洋岛屿与东南亚旅途不厌其烦的描写似乎是在重新弥合田野与道路，[36]而事实上却以游记的形式亲手终结了游记这一文类的学科命运，因为人类学家“讨厌旅行”。[37]庄学本所处的民国时期，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开始引介到中国。一方面，帝国之“边”的“再边疆化”过程使整个西南地区成为突然显露的广大“田野”；也由于学科本土化过程的天然滞后性，使得经典民族志田野与旅行相区分的空间法则未能全面取代中国本土的知行传统。庄学本的“羌戎考察”因而不仅是“观察”，也是“体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同“乡下兄弟”行迹与目光交错、有温度的边地行走记忆，而非整饬的人类学内容编目。在随后的学科发展中，中国人类学的“田野”观与道路发展所表征的国家化进程密切相联。曾经的“边地”在时间上的现代化演进，亦是“民族地区”在空间上不断受到“内地化牵引”的过程。[38]道路的发展持续深化着国家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路径，也使人类学视野下“他者”的空间属性随着道路延伸而不断被重新界定：在董湘琴与庄学本的时代，松茂古道上往来行走随处皆是“他者”，古道亦是多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西南民大展开的“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中，松茂古道的复杂空间脉络不仅继续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学调查提供进入通道，也成为描述川西北多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空间线索，进而用来解释民族地区的典型“汉化”模式及其不同程度：岷江流域按沿交通线、接近交通线与远离交通线分别为汉族村寨、汉族与羌族/藏族杂居区，以及羌族/藏族聚居区。[39]这种关于民族空间分布的经典学科叙事暗示，应当远离道路之外去寻找真正的“田野”和“他者”，并在事实上成为当代西南民族研究潜在的选点依据与评判标准。年，松茂古道上迎来了又一位特别的行者：台湾学者王明珂沿着“岷江大道”开始了他在川西北地区长达十余年的行走与考察。他所说的“岷江大道”，是今天由甘肃兰州至云南磨憨贯通南北的国道G的一部分，与曾经的松茂古道交错重叠并取代了后者，其中都江堰经汶川、茂县、至松潘段为公里。沿岷江河谷公路逆流而上，还能不时发现沿途江岸大山上隐约的深山驮道。按照学术书写惯例，王明珂将他的理论观点写入《羌在汉藏之间》，同时也将他在汉藏之间的“寻羌”旅程写成《羌乡田野杂记》[40]。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中，缺乏经典的人类学“田野”定位与方法是其历史人类学研究饱受争议的短板之一，《羌乡田野杂记》事实上也毫不回避地展现了这种不断在各种道路与行走中转换的田野场景（但这也很难被学术界认可为后现代“多点田野”）。倘若返回到个体生命体验的微观层面，无论是在汶川到松潘的公路上搭班车，在埃期沟的高山草原上骑马，还是在三龙沟峡谷中徒步跋涉，这些恰恰都是研究者融入地方、感知他者，从而获得身体性的“知”而不仅是客观性的“知识”的过程。这使得自董湘琴到庄学本以来未曾绝然断裂的“知行”传统或可与当代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并行不悖。在此意义上，“田野”除了被界定为某个在空间上具有明确规定性的地点或区域，还可以理解为在行走中体认自身与他者的更为开阔的空间实践过程。注释：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学视域下嘉绒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研究”（14BZW）；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13ZD）阶段性成果。
[1]张起、谢祥林：《松游小唱对松茂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书写》，《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1期，第58页。
[2]耿少将：《冉駹历史沿革考》，《中华文史论坛》年第3期。
[3]相近的观点参见马勇：《松州商贸的历史考察》，《西北民族研究》年第2期；武秀艳：《清代“边茶古道”衰落原因初探》，《边疆经济与文化》年第7期；罗进勇：《汶川冉駹古道与西南贸易繁荣管窥》，《中华文化论坛》年第S2期；陈安强、陈学志、王小琴：《作为族群文化交融互动的线性文化遗产——以中国西部松茂茶马古道为例》，《前沿》年第7期；王丽娜：《浅析清朝时期川藏线上的西路边茶》，《黑龙江史志》年第19期，等等。
[4]李旭：《茶马古道——横断山脉、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走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第28页。
[5]张起、谢祥林：《松游小唱对松茂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书写》，《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1期，第58页。
[6]刘超：《从高山到平原：岷江流域“找副业”的口述史研究》，《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1期，第24页。
[7]本文中凡引《松游小唱》内容除特殊标注外，均出自孙洪寿签注勘校版。此版本由都江堰民间学者孙洪寿经多年研究，据《清史稿》考证其中人物事件，探查相关宋元诗词曲韵律，勘校谬误而成。书稿于年由都江堰彭伟先生赞助刊印，笔者受彭伟先生委托担任策划编辑工作。由于引文较多，首次引注后均在所引文字后以括号标出页码，不再一一为注。
[8]罗进勇：《汶川冉駹古道与西南贸易繁荣管窥》，《中华文化论坛》年第12期，第-页。
[9]陈安强、陈学志、王小琴：《作为族群文化交融互动的线性文化遗产——以中国西部松茂茶马古道为例》，《前沿》年第7期，第页。
[10]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2期，第79页。
[11]张宗福：《论儒道侠对羌族诗人董湘琴诗歌创作的影响》，《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4期，第页。
[12]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2期，第79页。
[13]（清）董湘琴：《松游小唱》，孙洪寿签注勘校，彭伟、李菲策划编辑，年4月刊印，第15页。
[14]张起：《董湘琴松游小唱：最后的边塞长诗》，《社会科学论坛》年第7期，第页；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2期，第80页。
[15]张起、徐宏：《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成都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89页；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2期，第80页。
[16]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西北边荒旅行记”第5页；“庄学本年表”第1页。
[17]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西北边荒旅行记”第5页。
[18]赖悦：《近代四川政局和政权演变概述》，《中华文化论坛》年第2期，第35页；董恩强：《西康建省始末记》，《民国春秋》年第2期，第21页。
[19]黄天华：《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年第4期，第97页。
[20]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第11页。
[21]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第13页。
[22]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第2期，第80页。
[23]（清）董湘琴：《松游小唱》，张宗品、张文忠等注，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年，第-页。
[24]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西北边荒旅行记”第4、5页。
[25]付爱民：《非凡的行走与最平凡的融合——对庄学本人类学经典影像的思考》，《中国摄影家》年第8期，第42页。
[26]李媚：《三十年代的目光――庄学本摄影的双重价值》，《庄学本摄影作品》，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年。
[27]李媚：《追寻失踪者——关于庄学本的猜想》，《中国摄影》年第2期，第43页。
[28]张起、徐宏：《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成都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88页。
[29]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西北边荒旅行记”第5页。
[30]上世纪末，经李媚等研究者重新发现和研究，庄学本对于民国时期边疆考察尤其是影像民族志的历史贡献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相关评述参见李媚：《追寻失踪者——关于庄学本的猜想》，《中国摄影》年第2期；萧亮中：《真实的民族志影像》，《中国摄影》年第2期；吴雯：《民族志记录和边疆形象——庄学本民国时期的边疆考察和摄影》，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郭士礼：《庄学本西康民族文化考察研究》，《贵州民族研究》年05期；夏羿：《建构学科合法性:民国摄影记者庄学本研究的另一种解读》，《新闻界》年第15期，等等。
[31]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年，“西北边荒旅行记”第4、5页。
[32]李媚：《三十年代的目光――庄学本摄影的双重价值》，《庄学本摄影作品》，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年。
[33]邓启耀：《与“他者”对视——庄学本摄影和民族志肖像》，《中国摄影家》年第期，第29-30页。
[34]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年第12期，第1-13页。
[35]刘琪：《从“异地”到“边疆”——清至民国几篇“边疆文本”的比较阅读》，《青海民族研究》年第3期，第页。
[36]（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年。
[37]周濂：《丧钟为游记而鸣——读忧郁的热带》,参见网页：医院治疗白癜风费用石家庄能够治好白癜风的医院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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